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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写作在生活面前究竟要扮演什么角色(东篱)
发表日期:2005/5/11 13:27:00 出处:新散文论坛 作者:东篱 发布人:bingge 已被访问 175

 

    写作与生活的关系问题,是每个写作者都无法回避或绕开的一个问题,无论自觉不自觉、有意识无意识,都要或主动或被动地面对以及做内心的处理。我们的写作究竟是为了什么?它于生活的意义或影响是什么?生活又能给予写作什么或施加怎样的影响?我们的写作在生活面前究竟要扮演怎样的角色?审视、理清这些看似寻常的问题,对于我们的写作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说,它影响或决定着写作的走向乃至深度。

  孙文波在《上苑札记:一份与诗歌有关的问题》一文中说:“一部二十世纪的现代中国诗歌史,从胡适发端,也许可以说成是‘介入’的历史……对于生活经历大可以与时代变化纠缠成一部复杂的历史传奇的一代人来说,写作不可回避地要受到影响和制约,这一点,怎么说也是无法抹去的事实。”“我承认我的作品都是与我的生存处境相关的。我更多地是描写着我经历过的一切,是在现实的基础上完成作品,也就是说是从生活出发进行创作;对于我来说,生活,永远是写作的前提和背景。”之所以要大段引述孙文波的话,是因为我认同,他说出了我心中想说却没有能力说出的话。在这里,孙文波虽是在说诗歌,但在我看来,他的话应通行于任何文学体裁。

  我们的生活是我们的写作的前提和背景。我们的写作是对我们的生活的介入。这里的“生活”,不仅仅是指日常生活,还包括时代以及历史因素,因为任何生活都是指一定时代或历史背景下的生活。脱离开一定时代或历史背景的生活是不存在的。一定时代或历史背景下的生活,就是我们写作要面对和置身其中的现实,它是我们写作的肉身。我们无法离开肉身而生存,因此,我们的写作就无法脱离开我们所处的现实而天马行空。介入生活,干预生活,于我们的写作是必须的。

  每当我们读到一部好的作品,可能都要不由自主地喟叹一番:我为什么就不能写出人家那样的作品?这时,旁边就很可能有人随口答道:“你没有人家那样的生活经历或体验。”这样看似随意的回答,虽不一定完全准确,但恰恰在无意中指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倘撇开认知事物的能力(思想)和语言等技术性因素,能不能说有什么样的生活经历或体验,便有什么样的作家或作品呢?我想,这个命题,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可以成立的。正是国家的消亡,自我政治生涯的失败,才催生了士大夫屈原对国家和自我生存处境的拷问,于是有了《离骚》;正是八十年代以前空白的思想场域恰好遇到了国门初打开后“民主、自由、回归”的土壤,才产生了像舒婷、北岛、顾城等一大批非常有影响力的诗人;正是因为艾米莉极其简单的外在生活(从未谈过恋爱,也未走出过她住的那个小地方)和狂暴、开阔、狰狞得致人于死命的爱与恨的内心生活的冲突,才成就了《呼啸山庄》;还有美国著名女诗人狄金森,也许正是因为她异常内向、孤僻,日常不与人交往,只与自己的内心交谈,当她一旦把这种自我审视与交谈变成诗,便非常具有冲击和震撼力。

  因此,在文学上,仍然可以说是“时势造英雄”,有什么样的现实土壤,便有什么样的作家和作品。这句话倒回来说同样成立,也就是,一个作家的作品都或多或少地要体现着他所处时代的生活的影子,即我们常说的“时代的烙印”。即使是博尔赫斯,这个以迷宫般的叙事诡计著称的纯粹生活在文学当中的作家,他的写作与他的生活也不是完全脱节,缺乏关联的,只不过“他的写作与生活的关系不是对应性的,反之,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以否定性为前提的,他不断将具体的事件、场景引入某种抽象范畴。他不是以历史的、情感的态度介入现实的,而是将现实当作一种神秘的知识。由此而来的结果是生活世界虽然出现在叙事中,但从根本上被悬置了,他真正关注的是有关这个世界的想象和认识。”“与之相关的是,书籍而非虚构,成为了他写作的本质……更为重要的是,记录人类有关世界的猜想和知识的书在某种意义上恰恰象征了博尔赫斯与生活世界的关系,他不是占有了世界的‘肉身’,而是以一本书的形式占有了世界,换而言之,世界在他面前成为了一本有着无穷无尽页码的大书。”(姜涛语)

  既然生活给予了我们写作的土壤、激情乃至思想,那么我们的写作在生活面前究竟要充当什么角色呢?我想,歌颂、赞美是必要的,揭露、批判同样是必要的,但这都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实际上困扰我们写作的一直是“呈现个人生活的真实性”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的写作能不能呈现我们个人生活的真实性?所谓"个人生活的真实性",张森说:“是指个人与时代、历史之间的内在关联。因为每个人都不能摆脱他与外在环境的共存事实,他的经验只有在与外界发生联系时才是有效的,作家有责任对这种联系做出自己的解释和判断,个人的看法就是‘真实性’的依据。”我曾经说过,任何写作,都是写作者借助语言这种传统的载体,来抵达一种他所体验到的真实的过程。这也是我个人的写作观念。我始终强调的是“个人体验的真实”,因此,这种“真实”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日常生活,不是对日常生活的“还原”,而是以个人为中心,以“怀疑、警觉、宽容、理性和冷眼旁观”的基本姿态,坚持对日常生活发言,对历史和时代发言,通过对日常生活的重新发现来建立新的审美价值,它是作家对世界的独特认识的具体体现,独立于主流意识形态和集体话语而存在。

  波兰著名诗人米沃什在《另一个欧洲》和《诗的见证》中谈到了文学的历史功能,那就是:面对着邪恶的存在,面对着“消失”,每个诗人都必须首先是见证者,和提出自己的解救方案的人。虽然解救方案可能并不高明,也无法阻止什么,但提出却是必须的行为。这是孙文波在他的同一篇文章中写到的。它恰好回答了我上述的问题,即,我们的写作在生活面前必须做见证者和提出方案的人,进一步说,我们的写作必须呈现我们个人生活的真实性,努力揭示、抵达我们的生活(世界、事物及诸多存在)的真相,真实乃至真相,是底线、是标准也是目标,否则我们就是做假证,就是提供假方案的人,无疑也就是罪人。

  我曾在《蚂蚁是完美的——以东荡子为例,略谈诗歌写作》一文中,这样写道:“揭示世界的真相、真知直至真理,不仅仅需要智慧,更需要勇气,一种面对内在真实的勇气。真实在诗歌写作包括所有文学创作中都应当是最宝贵的品质。但事实上,我们所知道和所看到的并非如此。好多诗人作家不敢面对真实,或回避,或遮掩,或粉饰,或美化,因此我们看到的他们所提供给我们的世界永远是圣洁的天堂。很显然,世界既不是一部分人所说的天堂,也不是另一部分人所说的地狱,它既有光明和美好的一面,同样也充满了黑暗和丑陋、痛苦和困境,能不能面对这种真实,揭示世界的阴暗面,也在很大程度上折射了一个诗人作家的道义和良知。” 因此,我钦佩和喜爱任何呈现个人生活真实性和揭示事物真相的作家和作品。在李洱的小说《鬼子进村》中,知青被当作“没调教好的驴”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调教,他们是长着小胡子的“鬼子”,经常偷鸡摸狗,还敢在路上搂着亲嘴。他们尽管品行不端却仍是优于农民的城里人,他们的苦难总还有村里的“小芳”开解,落难的公子也还是公子。李洱的知青故事对理想主义的青春颂没有丝毫兴趣,知青在他的小说里是乡村的入侵者,是造成混乱的根源。上山下乡运动的最终受害者不是知青而是农民。这种体验,因其独特,而更彰显个性和新鲜感,也因其真实,而更令人思索和痛彻肺腑。同样,王朔的《千万别把我当人》、《顽主》等作品,真切地揭示了社会转型时期中国许多人的基本生存状态(包括生存策略与技巧)。他之所以那样写(北京痞子腔,语言颠覆,价值废墟……)而不那样写(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啦,艺术的升华,给人以希望和方向啦……),拿王朔自己的话说就是:“我的生活经历中没有那东西,没升华这回事。”“我现在才觉得,我这个生活(无聊、空洞、没意义)无比重要,不能轻视,就是我自己过的这个。我就把这个写出来就可以啦,我的生活才是我的根基,是我写作的原点,对我来说这么写就是表示我与伪生活的决裂,与那种按某种道理做人的生活的告别。” 这说明王朔在自己的写作中始终在无比忠实个人生活的真实性,这恐怕也是他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颇有点暴发式的脱颖而出的与众不同之所在。

  过去总有人强调“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对这句话,我一直在表示怀疑。“来源于生活”不假,但“高于生活”则未必。是内容高(丰富)?还是形式高(花样多)?抑或格调高?我总认为,生活是伟大的导师,他给予我们的太多太多,我们终其一生亦恐难以回报;生活是那么的厚重而深邃,我们的写作在它面前终究要扮演什么角色!因此,在我看来,艺术平行于生活就很困难,在丰富而污杂、真实又琐碎不堪的生活面前,它最有可能是低于的。我们的写作根本无法穷尽生活的一切,我们罄其所能也只能揭示一部分生活、一部分事物、一部分世界、一部分存在。李敬泽在《文学能干点什么:以汪若为例》一文中曾反问道:“文学或小说在丰富、真实、优越的生活面前还能干点什么?相对于‘沸腾’或‘炎热’的生活,写作的意义何在?写作是否可能?”女作家燕燕同样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写作与生活的关系就像冰山与大海的关系。写作只是浮出海面的冰山,更多的沉在海面下。”

  当然,我在这里强调艺术低于生活的可能,并不是因为悲观,认为我们的写作在我们的生活面前无能为力,而是旨在强调,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应最大限度地抵达他眼中或内心的生活(真实性),而尽可能地少做或不做那种过于主观的“过滤”、“排除”、“驯化”、“包装”、“美化”、“升华”式的工作。尽管对生活(事物、世界及诸多存在)本来面目的高度的“挺进直至抵达,肯定是有相当大的难度的(也可能浅尝辄止),但也正因其难度才显出了创作的真诚和宝贵,也在一定意义上保障了作品的优秀品质。”

  参与文章:
  孙文波:《上苑札记:一份与诗歌有关的问题》
  姜涛:《博尔赫斯——被悬置的生活世界》
  张霖:《个人写作与日常生活》

                        2005-5-7

  东篱,本名张玉成,男,1966年出生。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在《星星》诗刊、《诗选刊》、《诗歌月刊》、《诗刊》、《福建文学》、《飞天》、《北方文学》、《名作欣赏》、《扬子江》诗刊等省级及以上刊物发表过诗歌、散文、评论及小小说。有作品入选《2001年中国诗歌精选》(作协版)。出版有诗集《从午后抵达》。现居唐山。

  写作观:任何写作,都是写作者借助语言这种传统的载体,来抵达一种他所体验到的真实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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